梧桐叶上三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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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安堂已几乎是半年前的事了。隔开半年的距离，在其对面的划船俱乐部再度命运叵测的今日，这两个事件值得认真审视。

位于南苏州路107号的新天安始建于1886年，是原基督教伦敦会为当时外国侨民礼拜所建的一座哥特式教堂，又有英国乡村风格。拆卸前是外滩唯一没有改建或重建的原汁原味的建筑遗存。早在2001年8月，新黄浦集团公司正式立项外滩源工程。新天安堂在保护规划中被定为“保留历史建筑”予以保护修缮。

2006年4月初，笔者在调研划船俱乐部时发现新天安堂局部已遭拆毁。2007年1月24日凌晨3时左右，新天安堂突失大火。起火原因至今不明。过火后的老教堂屋顶坍塌，露出三角木屋架，承重砖墙亦损害不小，看似废墟。但结构、材料性能的具体受损情况，亦未有公布。修复项目因此暂时搁浅。2008年中，新天安堂修复项目重启。2009年春节刚过，严寒未褪，新天安堂却消失了。2010年，新天安堂力争在世博会期间以完好的复原风貌登场。

相关负责人表示，2007年火灾之后，对新天安堂的修复方案组织过专家讨论会，技术上有三种可能的修缮方式：夹板保护；换胆存皮；整体平移[1]； 针对此项目，一度有过相关技术层面上的尝试，已耗资11万有余。相关负责人进一步说明，根据相关部门的检测结果，过火后的结构为危房；与此同时，整个外滩源项目中，如何处理新天安堂附近开发地块的地下空间组织、功能调协、以及工期紧张的问题，已成为该项目的主要矛盾。在由现代设计集团富有保护性修复经验的部门配合的保护性修复方案中，“落架大修”定为最后的实施方案。

何谓“落架大修”？

据相关口述信息，针对过火后的新天安堂，市房地局下过一个内部文件，指出屋架受损严重，可“落架大修”；但文件似乎并未对此进行更明确的解释。

新黄浦集团新天安堂修复工程的相关负责人解释，“落架大修”就是把新天安堂原有的建筑材料一件一件拆卸下来，包括砖、砖拱、木料等，全部编号存放，复建时全部使用再“装配”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的历史元素。

针对这一概念，同济大学常青教授认为：“落架大修”是指对中国传统木构架的落地维修。中国传统木构架本就为装配式，拆开来还可组装上；但那些具有精美形体和 肌理变化的历史建筑墙体如清水砖墙，由于是以特定时代的砖材、砖饰和砖工工艺筑就，加上历史岁月留下的痕迹，一旦拆除，很难再原汁原味地复原，也无法弥补 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历史信息及其价值的缺失。并认为，新天安堂项目最后采取的拆除重建方式十分令人遗憾，是种应避免的、具破坏性的不当处置方式[2]。

针对新天安堂的拆卸，“市文管会谭玉峰处长表示，文物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毁坏后便消失了，不可能修复。如果把新天安堂当作一件文物，大火之后，确实没有还原的可能，现在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尽可能地在复制品中保留历史元素。”[3]

新民晚报报导时也沿用了新黄浦集团的解释。在其它的网络社区如中国记忆论坛[4]、ABBS中，浮现热烈的讨论，可以听到不少不同的声音。这些讨论多集中在要不要保护、或者保护思想方面的探讨。

然而，作为已经具有“保留历史建筑”身份的新天安堂，其关键历史信息在所谓修复工程中所遭受的损失，是不是因为具体保护方式的选择，或者因为对“落架大修”概念的理解不同，就可以解释的？无论技术上的具体修缮方式的不同，还是对保护策略的不同解释，都无法掩饰这一事件所暴露的问题。即：法定程序的缺失，监督职能的不明确，及其带来的监督力度的不够、民间力量的无力甚至缺席。这些问题可能导致保护力度不够、或受保护对象之法定身份无法落到实处甚至名存实亡。

对新天安堂在保护过程中造成的历史信息的损失可有如下探讨：

首先，“保留历史建筑”的控制原则如何？本项目中新天安堂虽有“保留”之身份，但似乎看不到具体的控制原则。这一空白是造成保护弹性空间过大、有法难依的关 键。此外，上海的保护体制中，存在一个专家层面的“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管理特别论证制度”，以此来决定保护规划中一些适当的改变[5]。那么，新天安堂的拆解重建方案，是否需要经过这一论证制度论证？这涉及该论证制度的作用范围的问题，即哪些跟历史保护相关的活动必须经过该论证制度论证？这是该制度尚有待完善之处。此其一。

其二，2007年突然的火灾给“保留历史建筑”留下苍夷满目的一堆废墟。其事故原因？调查结果？相关责任人？这些问题目前尚未有定论。至于历史建筑如何加强防火防灾、加 强妥善管理的经验教训，无从谈起。在这里，我们看不到监督的在场和事后的反省。新天安堂在大火中似乎牺牲得没有意义。建筑遗产是社会之公共财富，其公共性亦应反映在其监督机制上。监督不是一句简单的权责指定，要从法定程序上体现。公示优秀历史建筑的改造或修缮方案，是可以考虑的途径之一。在法律上，是否应真正赋予普通民众保护和监督历史建筑的权责？

其三，虽然此事件在网络上激起比较热烈的探讨，但很少有针对其法定身份的问题展开。主流媒体的关注更为单薄。由此可见民众对建筑遗产法律身份意识的缺失。实际上，新天安堂作为“保留历史建筑”，其法定身份地位并不高，规划控制规定对这类历史建筑往往也不明确罚则[6]。这样一来，一旦违规行为发生，可能仅限于行政措施，无关法律罚则。这也是造成保护力度不够的原因之一。

那么，有着120年历史的新天安堂，作为外滩唯一没有改建或重建的原汁原味的建筑遗存，且在其价值已经被相关方面意识到的前提下，为何自2001年保护计划以来始终没有被列入或追加入优秀历史建筑名单？

其实新天安堂不止历史文化价值，在建造技术上，也有着富有特色的历史痕迹。相关部门的检测发现，新天安堂墙体的砌筑砂浆，在墙体底部强度较大，越往上走强度越小，质地也较散。当时施工技术的合理性可见一斑。或许通过进一步调研，更多的价值有待发掘。然而，这样一座具有各方面重要价值的历史建筑，其过于破败的现状可能是未能列入的主要原因。从其它案例也可以看出，“完整性”是取得法定保护建筑最高待遇“优秀历史建筑”身份的重要条件。实际上，这种价值观，往往还超越“原真性”对历史建筑总体价值判断的影响，成为更大的决定性因素。这里我们又看到因价值判断问题而带来的缺憾。

 时隔半年不到。

倒掉的新天安堂对面，拥有100年历史的划船俱乐部再次生生面临被拆卸的危险（原定6月20号动工）。与新天安堂不同，划船俱乐部甚至连个“保留历史建筑 ”的身份都没有——没有任何法定保护。尽管其拆除工作现已被相关政府部门紧急叫停，并于6月23日作出“抢救性修复”的决定，但是，作为这类尚未来得及列 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的旧建筑，划船的今天及未来，同样是上海历史保护工作的一面镜子——由此管窥并不具有明确法定身份之历史建筑到底如何生存。

从本次保护的运作模式上看。最初源于媒体和专家的迅速反应，借由媒体影响的扩大 （实际上媒体的介入必有某种政府权力的潜在支持或默认），进而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预取得暂时的抢救。这种抢救性保护模式如此让人熟悉——1992年陆家 嘴陈桂春住宅的保护，走的正是这一条路。同样作为不具有法定保护身份的历史建筑，同样在政府一定的支持下通过媒体来扩大影响，进而使其得以抢救。无论如何，成果固然可喜可嘉。只不过，当把跨越17年发生的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足以借此管窥上海保护工作17年来的进展与得失。单从针对普通历史建筑的保护运作机制上说，似乎竟毫无进展。但从越来越长的保护名单来看，17年来的保护工作显然硕果累累。那么，是不是保护工作的思路、策略和方法岀了问题？

不难看出，保护机制的推动很难很难。这些年来上海的保护思路，主要停留在对大量建筑遗产的认定工作上。抛开认定原则的一些缺陷不说，这些年来确实也留住了大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然而，充满故事的上海仍有更多的历史有待发掘。对于这些尚未来得及列入法定保护名单的历史建筑，我们是否有足够成熟的机制为其提供生存机会？上海历史保护针对紧急情况的机制在哪？除了一个目前控制原则与实际操作性尚有很大矛盾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是否需要设立紧急登录制度？否 则，难道永远只能通过媒体觉悟、或者相关政府大人物的躬亲才能“刀下留‘屋’么”？如果有必要，紧急登录制度如何设立？是纳入《条例》体系，定为“暂定（优秀）历史建筑”？还是沿用现有的实际具有暂定古迹意义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制度？如果是后者，那么解决“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控制原则的可操作性问题，便是当下之急务、实务。

 从目前来看，外滩源的开发，俨然借恢复历史风貌的幌子行提高城市土地价值之实。如果历史保护工作竟要如此成为盲目无知的土地开发的工具，这将意味着上海这么多年来的历史保护的倒退，尤其在世博会当下，只怕成其耻辱。

Issiz adam，又名alone，我更喜欢叫它《孑然一身》。大概一年前就找来过。因没找到合适字幕就晾了。今没想竟是一年前邂逅的，也算种缘分。120分钟下来，像吃了份大döner。